《思想坦克》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到知识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本文作者为李弘祺,原文标题: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到知识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由思想坦克授权转载。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对近代中国和台湾,五四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最大的成就是什麽?那当然是对「新文化」的嚮往与追求。所以「五四运动」常常也称爲「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从蔡元培、胡适、罗家伦,到陈独秀、邓中夏等等,差不多一致认爲中国文化必须做深入的检讨,因爲这个文化无法受到近代世界各国的尊敬,而这个问题不祇在于中国文化无法发展近代科学,更是这个文化有许多根本的问题。所以在「五四」前后,像「新民」或「新文化」的口号就成爲大家共同的憧憬。

《思想坦克》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到知识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但是对于新文化的内容,这却是另一个问题。陈独秀显然认爲马克思才是中国未来文化取向的明灯,但是大部分北京的学人或读书人,他们嚮往的是欧美的文明。他们看到的是现代科学知识、人文主义、普及教育(识字教育和使用白话方言文学)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性。这些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非常的巨大。

不幸的是后来由于中国社会太过贫穷,共产党人以贫富不均来鼓动革命,使得接受近代改革思想的人难以应付,使共产革命在中国成功。然而,五四主要的文化主张虽然失败了,它至少在一个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就是完成了一项改变: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

我相信很少人知道在五四以前,没有人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它在中国的报章杂誌最早出现的年代,就我所能找到的,应该是在 1928 年。一个名叫周普的人写了一篇〈在国民革命路上知识分子应认清的方向〉,登在国民党的《训练月刊》上面。从这个题目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有人用过了。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个词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但是就我所知日文通常使用「知识人」,爲什麽引进中文时候会变成「分子」,这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知识分子」大概没有问题是从英文的 intellectual 翻译过来的。Intellectual 这个字起源很早,但是用来指受过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如果不是阶级),而能领导社会的人则是很晚的事。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和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连续不断程度较小的革命,以及最后俄国大革命有密切的关係。

由于这一百多年不断的革命运动大多是由学生主导,这个现象引发了思想家的注意,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叶波兰及俄罗斯出现使用 intelligentsia 来称呼这些人的用法。他们重视 intelligentsia 的教育和理想性格,并且强调他们常常会为自己的国家或政府作出特别的关心,乃甚至于牺牲生命。十九世纪末年是「知识分子」最爲活跃的时代。 Intelligentsia 这个字虽然源自 intelligence 或 intellectual,但是在波兰或俄国思想家的心目中,它更带有行动主义的意涵:一个 intelligentsia 的对国家及社会负有领导改造的责任,而且要亲自参与。

事实上,1911 年在上海开始出版的 The China Press(以英文出版,中文名为《大陆报》)我们第一次看见 intellectuals 这个字。但是中文的报章杂誌开始看见「知识分子」则稍晚,大约是在五四前后。

爲什麽日本人翻译作「知识人」的 intellectual(案,日本人把 intelligentsia 翻译为「知识阶层」,下面我们会对这个分别稍作讨论)到了中国人手上却变成了知识分子呢?这麽一改,「知识人」变成了他所属的全体的一「份子」了!作爲「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都一笔勾销了。对国民党而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角色和自我认同不正就是这个样子麽!

知识人这个词在传统中国虽然并不存在,但是受过教育的人,必须以「君子」自许,负起带领社会道德风气的责任,这是从孔子就已经有的信念。但这是规範性的定义,实际的情形,当然会不一样。从汉代以后,我们开始看到许多敢于提出与政府不同意见而受到打压的读书人,但是我们也看到络绎不绝的无行文人。这就是儒学成爲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发生的现象。

从此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是能完成道德的理想开始受到注意。把受教育的人称爲读书人,原来是讥笑的用语,但是至少注意到这一群人的存在。《隋书》「李德林传」 说隋文帝(杨坚),问朝臣要不要把后周宗亲都杀死,当时大家都附和,唯有李德林出来反对,结果杨坚不只不听,还奚落他说:「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

宋太祖赵匡胤篡位,自立国号为宋,用「乾德」年号。后来宰相窦仪告诉他这个年号已经有后蜀用过。赵匡胤听了大为感激,感叹说:「做相应须读书人」。这个故事至少可以拿来当作是「读书人」被重用的理由。这一个「读书人」典故后来常常被引用,流传成爲佳话。但是仔细去想,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宰相」,这个不是非常可悲麽?宋代是科举正式成爲选用官员的制度,维持了将近一千年之久。

但是科举造就的「读书人」,功利之心胜过学以爲己,虽説有文天祥、史可法一类的死士,但是对匡正社会风气,贡献很小,虽然范仲淹说出了历代读书人忧国忧民的动人名句,而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也提醒不要做一般的读书人,不要只求功名,不追求自我道德的提升。但是读书人多的是读圣贤书,做禽兽事。

怪不得后来「读书人」变成了讥笑人家不懂事,没有理想的代名词:《西厢记》讽刺那个偷情的小生是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墻过也」。明清戏曲小説中这类笑话很多,可以看出时人看他们的态度。民国时,鲁迅这样笑顾颉刚:「尖腮细腿,戴副眼镜,像煞读书人!」

中国历史上,学生算是读书人的代表。但是学生运动却一向得到儒家的支持,以爲是日后成就读书人理想的过程。汉代和宋代学生运动最盛。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禁止学生议论朝政,不仅亲自制定学生的规矩,连学生抱怨伙食不好应该如何处罚都列在其中!后来他更在太学国子监立碑,明令禁止各样干预政治的活动,从此中国学生再也不敢闹事。有五百年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学生运动。

中国读书人这个社会阶级或地位,虽然享有国家丰厚的俸禄,但是完全失去了读书人的道德自许,更失去担负社会责任的勇气。所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就特别有意义,把中国学生从五百年的沉寂中叫醒。事实上,它不再只是中国传统的学生运动,他们更受到了西方刚刚开始流行的「知识人」的影响,从此有了「知识分子」的用法。

当时五四思想的领袖都认同 intelligentsia 所鼓吹的社会运动,革命情操,和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他们把过去读书人的阶级意识解释为对社会国家必须做出回报。这就是说他们承续了阶级的现实,但是追求恢复它的领导地位。这样的理想性质也正好与流行的「知识阶级」这个观念可以呼应。

这一段时间有两篇文章流行很广:一篇是罗曼罗兰写的〈告法国知识分子书:我爲列寜的苏联和孙逸仙甘地的亚洲辩护〉(1931)。他用的是法文的 intellectuels。顺便讲一句:到了 1920 年代,法国人还并不广泛使用intellectuels 这个字,而是继续使用「教会人士」(clercs),因爲只有教职人员才受过教育(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知识分子的叛变》出版于 1927 年)。

《思想坦克》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到知识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罗曼罗兰的这篇文章在 1931 年翻成中文,替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帮了不少的忙。另外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是罗家伦的〈国难期间知识分子的责任: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纪念週讲演〉。他这篇文字充分反映了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如何希望读书的人能作为党国体制下的「份子」。罗家伦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学生运动在五四以后的半个世纪风起云涌,影响中国的政治至深。但是罗本人委身国民党,从此官越当越大,与他的老师蔡元培的遭遇大相径庭。所以陈寅恪笑他:「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贡献。这个自觉受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在理想上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训,而且与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不断反省自己,追求与时俱进的自我期许相呼应,但是在行事上,那就只能说「差强人意」。但是至少学生运动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一个向度。

对于台湾来説,1920 年代正是台湾受到五四思想以及大正文化影响深远的年代。《台湾青年》的出版,用罗马拼音文字来写台湾的方言(称爲白话字),这些都受到五四的影响。大家都在追求现代普世价值,努力克服或改造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同时日本也正在经历所谓大正文化的议会宪政改革,推动庶民文化的提升。这都影响了台湾,成爲台湾五四思想的中心课题。

但是日本人以爲现代化就是船坚炮利,可以进一步与西方强权争一日之长。日本人不肯放弃「国体」的保守性格终于带来了二次大战的灾祸。1945 年,日本打败,台湾的追求近代化于是又拖了二十年。六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再起,但是它却以悲剧收场。它就是对五四知识人最无情的讽刺,也是五四思想的悲怆交响曲。